余得水 - 湖南大学 - 金融与统计学院

个人简介

教育经历 2017.2 - 2020.11 莫纳什大学澳大利亚莫纳什商学院计量经济学 2015.2 - 2016.11 莫纳什大学澳大利亚莫纳什商学院计量经济学 2010.9 - 2014.11 梅西大学新西兰商学院金融学

研究领域

实证资产定价、金融计量经济学。

近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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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参数时变贝塔股票预测模型》本文主要的贡献在于构建了一个新的股票收益预测模型，从而克服计量方法上的几个棘手问题有待解决：(1) 股票收益率和股息率（等其他金融变量）存在动态相关性； (2) 股息率存在局部平稳的统计特征。我们的模型在理论与实践中都明显优于传统方法。因此，我们的模型能够更准确地研究中国股票市场收益的可预测性，从而有助于为投资中国证券市场的证券投资基金设定合理的业绩评价基标准。《股票收益率可预测性与股息率中的缓慢均值回归》根据Campbell 和 Shiller提出的现值模型，股息率应能预测未来的股票收益或现金流，但鲜有实证结果支持该结论。我们将股息价格比率分解为（1）反映了具有局部时变均值的慢均值回归部分；以及（2）围绕局部时变均值的快速均值回归。缓慢的均值回归成分显示出在统计样本内和样本外的未来股票收益方面具有统计学上的显着能力，并且可预测性在经济上也很显著。相反，缓慢的均值回归部分无法预测股票收益率，因此该部分掩盖了股息价格比中包含的未来收益的预测信息。最后，我们将分解方法与现值框架联系在一起，从理论上验证了本文方法的可用性。《股票现金流预测：一个新的预测变量》大量的研究表明，股票回报率可以通过股息价格比率来预测，而很少有关于股息增长可预测性的证据。本文构建了一个新的预测变量，该变量捕获了市盈率和股息率协整结构之间的短暂偏离。新的预测因子在月度，季度和年度频率上具有统计上显著的样本内和样本外预测能力，超过了现有研究常用的金融和宏观经济变量的预测能力。我们把新提出的预测变量与红利部分调整模型以及现值模型联系在一起，为预测变量的实用性提供了理论上强有力的支持。《市场并非不可战胜：来自时变模型样本外预测的证据》本项目用时变贝塔模型对 S&P 500 指数收益率进行了全面地样本外预测实证检验，反转了 Welch 和 Goyal 在2003年提出的理论：由于市场的结构性变化，股息率无法预测股票收益率。我们的实证研究可以给基金经理和交易员两个重要启示：第一，当我们考虑了结构性变化后股息率能够预测股票收益率（统计显著）；第二，任何模型都是概率游戏，建立模型对股票收益率或股价预测本身并不构成一个完整的投资决策，不能把预测模型当作衡量投资交易表现的唯一标准。《长期投资会让投资者的收益率更加稳健吗？》本文基于S&P 500指数，考察了持有周期从2年到15年的投资回报可预测性。虽然在短期内股票很难被预测，但是随着持有周期变长，我们发现了更稳健和更精准的预测。研究首先验证了沃顿商学院 Siegel 教授在《股市长线法宝》一书中提出的的主要观点，并就具有特殊国情的中国证券市场提出投资建议：股票收益率在短期内波动十分剧烈，它受众多因素影响，比如分红、送转、利率走势、财报公布等因素影响。但是，从长期看来，影响股价的好消息和坏消息会被平均、被过滤掉，股价呈现出长期趋势。因此，与短线炒作相比，长期投资策略能带来更高且更稳健的回报。《动态菲利普斯曲线的适⽤性分析》本文的贡献有二：一是构建了基于失业率缺口的模型用于解释通货膨胀的可预测能力；二是将通货膨胀的可预测能力分解成两部分；一部可预测性来自于美股业界流行的金融因子，因为金融资产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投资者对未来宏观经济水平的预期。可预测性的另一部分来源于过去的通货膨胀数据，因为通货膨胀存在序列相关特征。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即便考虑了动态相关性，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之间并没有稳定的可检验的关联性。本文的意义在于揭示，关注金融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本⾝的双重变化，才能更好地判断总体物价走势。《竞争性教育体制下儿童营养健康对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来自CHNS的证据》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1989-2006)，运用Ordered Logit 模型，分析儿童期营养健康对个体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劳动力以中等教育水平为主，农村劳动力以初等教育为主，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劳动力较少；儿童期营养不良的个体在初中升高中时的辍学率偏高，进而导致儿童期营养不良的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减少；发育迟缓的农村儿童获得中等及高等教育的阻碍要大于城镇儿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预期收益率》本文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增长率对美国股票市场风险溢价的影响。使用基于报纸的EPU度量，我们发现EPU增长预测了未来股票市场的样本内和样本外收益率。当我们控制住股票定价中的常用的预测因子，并采用线性投影方法消除OLS估计量的 “Stambaugh偏差” 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预期未来回报之间的这种负相关关系仍然很显着。另外，经济效益也很显著。与基于历史平均基准的预测相比，通过遵循基于EPU的模型所产生的预测，风险厌恶型投资者具有积极的效用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