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萨塞克斯大学性别研究主任艾莉森·菲普斯 (Alison Phipps) 着手“反思当代女权主义理论和激进主义在以二元和极端为特征的政治背景下定位的困难，在这种背景下，女性的身体已成为两极分化的战场。物质和象征性的”（第 2 页）。她的论点是，此类辩论是在政治和知识背景下进行的，在这种背景下，与女权主义（以及性别和发展议程）相关的许多价值观——例如选择、赋权和发言权——已经落入（或被) 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论述，强调个人对集体的至高无上以及“自由”市场的美德。而且，反常的是，“拒绝新保守主义主题，议程和制度在很多女权主义思想和行动中产生了思想和政治，这些思想和政治可以被视为新自由主义，因为它们强调代理、“赋权”和个人选择（第 3-4 页）。对我来说，这表明女权主义受到它旨在批判的观念的限制；其概念和价值观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吸收，从而剔除其批判内容；因此，我们应该关心的不是反对而是建议。在介绍性概述之后，第一项研究从受害者政治的角度审视了性暴力，强调了对朱利安·阿桑奇（维基解密创始人）、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和法国总统候选人）提出的性侵犯指控）和罗曼·波兰斯基（电影导演）。读者可能还记得，国际媒体以淫秽的细节报道了阿桑奇和施特劳斯-卡恩的指控。艾莉森·菲普斯 (Alison Phipps) 认为，将这些指控结合在一起的原因是“支持者暗示，这些成功和有权势的人已经赢得了与其他人区别对待的权利”（第 24 页）——事实上，朱利安·阿桑奇 (Julian Assange) 的一些最直言不讳的支持者是与左倾女权主义有广泛联系的女性，例如 Naomi Klein、Deborah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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