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尊重一切”中，大卫·施密茨（David Schmidtz）说明并解释了生物中心主义的原因，以及为何对具有不同能力的生物采取不同的尊重方式（施密茨，本期，第127-138页）。一方面，所有生物都具有自己的优点，因此应受到尊重。另一方面，有些人有感觉甚至思考的能力，而另一些人则没有。这意味着将它们视为必须受到平等尊重是不合适的。仅仅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优点，并不意味着在他们发展完全不同的能力方面具有同等价值。因此，我们不应追随保罗·泰勒，而要成为以生物为中心的平等主义者。迄今为止，施密茨的立场似乎是，所有生物都具有道德地位（或在必须做出决定时应考虑其利益），但应赋予其利益的权重随质量和能力而变化。因此，牛的利益要比胡萝卜的利益要好（如果一种媒介只能保存其中一个物种的一种，而不能同时保存两者），而猿类的利益则应优先于小鼠来保存（因为例如，如果必须选择使用哪个作为实验对象）。然而，施密茨坚称，在他的文章结尾处，并非所有生物都具有道德地位，因为有些物种“我们永远不能与他们成为同胞”。给出的三个例子是“曾经在我俄亥俄州后院吃过花的兔子”，“枢机主教现在正在亚利桑那州吃我的樱桃番茄”和蚊子，其中的某些种类“非常适合使人类遭受致命的战斗。。。是自然状态”。因此，尽管“将猿类视为具有道德地位是有动机的”，这适用于红杉和海豚，但它不适用于病毒，尽管无故杀害任何东西都是“故意破坏破坏行为的道德当量”，在这种情况下，“尊重生命”（Schmidtz，2011年）。这些关于道德立场的言论反映出一定程度的困惑，因为如果所有活生物体都受到尊重，那么所有人似乎都将拥有道德立场，而明确宣称其中有些人缺乏道德立场。在这里，最好不要让争论转向病毒的临界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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