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GDR) 国家安全局 (Stasi) 必须存档有关东德公民日常生活的大量数据。简化和减少是每个机构记录保存的共同特征，斯塔西窃听电话谈话记录的详细程度也有很大差异。这项研究的特别重点是将电话记录塑造成斯塔西档案的其他纪录片类型中强大的知识对象的细节。文章描述了在怀疑的情况下，如何在信息溢出的情况下就记录的详细程度做出决定，以及使用文本化中的不同详细程度解决了哪些交流和制度任务。记录实现了（主观）信息选择的功能，用于创建“奇怪”、“危险”、“可疑”和“有罪”等类别。客观化实践对于将记录合法化为怀疑的客观证据是必要的。“主观-客观”关系从一个记录中的二分法变为共存，并用于使记录作为证据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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