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中国书法》杂志2025年1期，第124—137页。
摘 要：清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阮元致仕回籍，上谕“怡志林泉”，而阮元此后的书法作品上也常常钤盖这样一方印章。本文在整理、分析阮元致仕之后的家书（包括便条）手稿的基础上，重构了他晚年生活中的经济关切与焦虑，揭示了现实情形带给他的“不怡”。手稿中也有一部分内容有关文事，其中有一些诗文、题跋与对联的底稿。手稿因无意于书，比阮元联、轴式样的作品更为率意，也更能看到碑学审美对其书写的潜在影响，同时由于从家书内容可以大致揣测他的情绪，这些手稿也是讨论书写内容与趣味之关系的恰当对象。
关键词：阮元 家书 手稿
清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四月，七十五岁的体仁阁大学士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以腿足患湿多年，艰于步趋，奏恳开缺。奉上谕以大学士致仕，加恩赏给半俸。八月十九日，奏请回籍日期，再奉上谕著加恩晋加太子太保衔，从兹怡志林泉。十月十四日，阮元回到扬州，立即将府中福寿庭之井命名为“怡泉”，以示遵奉恩谕。阮元作为清代三朝元老、封疆大吏，加以学问淹博，自经史、小学以及金石诗文，巨细无所不包，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晚年回籍的他是否真的能够怡志林泉？从诗文及年谱来看，他在这十多年中读书、著书与刻书不辍，如在扬州刊刻《揅经室续集》，命从弟阮亨（梅叔）汇刻《文选楼丛书》等。经过扬州的龚自珍、六舟达受、何绍基、吴荣光、梁章钜等人，阮元也常与周旋，诗酒书画，流连不息。但他致仕后的家书，却向我们展示了阮元晚年生活中颇为“不怡”的一面。' fill='%23FFFFFF'%3E%3Crect x='249' y='126' width='1' height='1'%3E%3C/rect%3E%3C/g%3E%3C/g%3E%3C/svg%3E)
清 阮元 行草书致仕后家书第一册（002）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清 阮元 行草书致仕后家书第一册（004）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目前所见最为集中的，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阮文达公致仕后家书》二册。诸札装册时似未加整理，故次序无定，若一札数帧，则分在各处，前后不相属。这些信札多致从弟阮克（字敬斋，信中称二弟）、阮先（字慎斋，信中称三弟、三爷）、阮充（字云庄，信中称四弟、四爷），他们都是叔父阮承鸿之子。由于阮元没有兄弟，故这些从兄弟负责其家族的一些具体事务。亦有少量是写给阮承鸿与阮元的两个儿子阮福、阮祜，他们都在京师当差。其中有一些可以确定为极晚年书，如有数札署“颐性老人”，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阮元八十岁时，道光帝御书“颐性延龄”扁及“福”“寿”字赐寿，此后阮元由节性老人改称颐性老人，[1]故此数札当作于本年之后。又有札提及“三世太傅”，当在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阮元加恩晋赏太傅以后。此外，还有一些信札提到其次子阮福、三子阮祜报捐郎中，长孙阮恩海捐训导等事，亦可考确切时间。[2]上海图书馆也收藏了一部分阮元致仕后的手札，分别在《阮元手札》《颐性老人手迹》《阮元家书》（二种）《阮元墨迹》《明清名家书札》《阮文达家书廿一纸》之中。其中大部分是写给他两个儿子阮祜、阮福，也有写给阮先、阮充的，此外还有一些稿草与便条，上钤其孙阮恩光的收藏印，有些还加了识语，当是他在阮元身边时留意搜集的。这些家书与手稿的发现，能够帮助我们一窥阮元致仕后的生活，尤其是其经济的关切与焦虑。
清 阮元 行草书致仕后家书第二册（007）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清 阮元 行草书致仕后家书第二册（009）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另一方面，这批家书的书写只求达意而已，如同阮元在要求从弟回信，亦“用此等纸，折小，字不可楷，行草叫人认得便好了”，可见阮元对于书仪中的谦尊敬礼皆不讲究，毕竟是家书，看清内容即可，更不必花费时间用小楷书写。由于阮元抱有这样的心态，家书中有些字迹辨认起来十分困难，但展现了其稿书的丰富意趣，从书法的角度也值得充分的重视与研究。
阮元家书所谈有一些地方事务，但多为家事，其中不少于家族经济相关，涉及各房开支、银钱、账本、会银、利息、雇工费用、债务等，其中还有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阮元的一张收条。明万历时，阮元始祖阮岩自淮安山阳迁扬州江都县，崇祯末再迁北湖公道桥。到了他的祖父阮玉堂这一辈，始占籍仪征。阮元家族的主要收益，除了他致仕之后的俸禄以外，[3]主要是江洲中之芦柴、湖庄账、圩稻银等。[4]阮元在江都北湖有祖田，种植庄稼，在长江上也有两洲，一为西洲，即仪征外江洲的芦田，乃其父亲嘉庆间所置，为家族祭祀、赡读、睦姻之用，名礼祀洲；道光初年，阮元另置了丹徒东小洲，名礼东洲。礼祀洲上每年的芦柴是大宗生意，而几位从弟帮他打理的主要就是与此相关的事务。江洲的芦柴大约一年有一万多两的进项，是阮氏最重要的收入。阮元与阮充书云：“四弟度量丙午（一八四六）可千金一月，今已长柴十万，短柴三万，真长袖善舞矣。”与阮祜书亦云：“即尔兄弟丁内艰回家，抱定柴，总可有一万二三四五千，一年节俭用之，可不费心。”诸从弟之中，阮充最得信任，阮元曾告知阮祜：“办洲之人四爷为最稳，次之王泗最透，其手下卖柴收银之人皆数十年办洲事极熟，曹、梁、王三人。抱定我言，勿听人谗杂。”王泗同样是家中聘请的帮助处理洲事的管家，他与手下的曹、梁、王三人也时时出现在家书之中。
清 阮元 行草书致仕后家书第二册（028）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清 阮元 行草书致仕后家书第二册（031）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清 阮元 行草书致仕后家书第二册（045）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芦柴是自办还是交由他人办（称为“拨”），阮元曾有不同的尝试。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三年（一八四〇—一八四三）交由拨办，[5]按期解款，“王拨除六月四千外，冬两次五千五千。朱拨除六月四千外，九月、十二月共九千两。他们怎么办得来的，侭收侭解，年内该九千。”不过交拨办常常结帐不能及时，以至拖欠，“壬寅（一八四二）尾一千三百已来，一千一百尚欠一百，家内各事纷然，急用。廿八日二弟到城必能交来，不能俟结帐之清，清则借此拖欠矣。”因此阮元主张自办，“我家以洲为主，洲以自办为主……如拨易办，偏手断藏不起，只生笑争。”自办虽事务繁剧，却有主动权，且不露声势，不易引人嫉妒，“前数次约开洲后总有一万多进门，此数不少，倒是自办，人估不透，免得名声大。”在给阮福的信中，他也提及：“洲子是自办好，其权在我。”无论自办还交办，结账催款最为费劲，这也是阮元家书中最常见的内容。如云：“洲上正清堆，之后七月柴了，正是五六月卖数收回之时。论理该涌一涌，而王泮解银一百五十，亦甚艰难，不知何故。”所谓“涌一涌”就是大量银两进账，但王泮缴来一百五十两都很艰难。又云：“今日算才有二百进，下月尚须五百。满店满街柴竟是朝朝寒食。梁、王说近日送二百来，然到手才算，家中考列要数十金。”卖柴不易，收账更难，虽然守着大量芦柴，但变现常常并不及时，而家中又常常急着用钱。为此，阮元时常怀疑雇工办事不力，对于他们催债做账并不放心：“洲帐据弟言丝丝入扣，必不致失，然近来银似浮存，缴不上来，愚心窃疑焉。曹、王虽多年，但人事难料定……弟须常常警惕些，勿谓人尽可靠也。此书到洲，弟可从郭姐夫起处处虚心查问查问……不怕多欠在买户身上，怕中间落空。”他认为这些钱也许早买户早就缴纳，只是居中的亲友、雇工可能那这些钱去放贷赚钱去了，“今如此，必是曹、王挪了二三千出去，狥情得重利，不然何至月底王泮以此纸铜碎块来搪塞一百也。”焦虑至此，阮元常常半夜起来，洗面、秉烛、磨墨，给从弟写信，授其机宜。有时他还会另外差人到洲上催取，哪怕有几百进账也能解家中燃眉之急，“今差李盈来问千金源源及后文卖数，连日卖堆必有现钱大宗矣。希撤底催，勿令曹、王、朱等搁住。”“顷叫王连、小马胡、朱教习廿二早坐宗舫下洲催银，有几百先来几百。王连、朱大头留马胡坐催，王连到，再叫马胡坐船去替换催。”阮元明知这些钱最终都会结清，但仍然急切不已，曾自我解嘲说：“烧饼在手，未破糖，也未少一点，就是急欲入口耳。”
清 阮元 行草书致仕后家书第二册（049）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清 阮元 行草书致仕后家书第二册（065）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清 阮元 行草书致仕后家书第二册（080）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柴多价高的年份，阮元自然平安欢喜，如称，“今年柴好，十八九大雾，廿日即晴干，毫无损。”他甚至希望在收柴时下雨，这样可以增加分量，“柴本坚青，有多雨湿斤两必丰。”“现在雨不小，可以补斤两。”但也有不好的年份，与阮祜书云：“癸卯年（一八四三）柴贱最坏，起甲辰（一八四四）稍好，乙巳（一八四五）最坏，丙午（一八四六）大好。四五月江西、安徽浑水泛滥而来，谁知是福非祸，六七月转茂盛，我于房门上写福寿日增四字，实内有愿卿二字之意也。房门上左写江南江北万亿秭，右写潮去潮来恒河沙。”这一年在写给从弟的信中，阮元也说：“来年我要向老弟要一千一月，侭管放心，允我皇上说福寿日增。有人说王言如铸，定副九重所期许。”“愿卿福寿日增”是皇上的朱批，[6]阮元在房门上写扁、写联，都是希望皇帝的祝愿能够给他带来财源滚滚。在写给阮祜的信中，阮元还谈到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海柴南行，导致芦柴滞销，“计六七七八四个月当来四千，仅救扬州、京中之饿，此外事不能办……六月当有一千或五百来，六月先会二百，与尔百，云姜（阮福妻许延锦）百，七月八月同之。八九月不得不自办，自办不得不落价，好在洲地广，柴多，尚可支持，但须江中自己先狠节俭起。”信中谈到他给在京的阮祜、阮福会银，本年虽然柴多，但价格不高，收入只能供家人扬州、北京两地饮食，故节俭仍是第一要义。尽管洲田为阮家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但阮元致仕后构筑了大量别业，如南万柳堂、湖光山色阮公楼、道桥别业、爱吾草堂等，需要大量银两。如京师拈花寺为阮元与友人常常聚会的地方，在元代是万柳堂旧址，阮元回籍临行前曾应寺僧之请题额。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甫回扬州的阮元以邵伯湖边的珠湖草堂久没于水，遂筑堤种柳，构筑南万柳堂，这一命名是为纪念他在京师的交游，曾委汪廷儒为绘万柳堂图而自作诗、序。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三月，阮元扬州府中福寿庭毁于火，八月迁居徐林门康山之右，此宅为火灾之后应召认买。阮氏家族庞大，除了子女，孙辈有二十余人，家族各房日用与婚丧嫁娶，开支巨大，多数时候阮元深感入不敷出，只得不断催洲柴之款。如云：“家中各事佇俟，无论待食，即昨日祚（阮祚，阮亨子）侄媳病危，穿老衣矣。家中应修四十两，亦无一文。曹、王何事，原不必待工柴，收柴不比工柴也。无论千数，即有五百再讲。”“因六印要差人往杭接其母姐来扬，须四十金而不得，若转瞬即丙午（一八四六）十二月，须三千多金（与拨客之末关同）。如此之艰，梁、王计办何事？……洲款速解来府。”这些都还是临时性的，阮家的大宗开支是家中日用分配，在写给从弟的信中，他曾谈到年内的开销：“年内仪征钱粮（芦课也）四百余，恩洪续弦二百，会京二千五百，老二太爷例（百五十），亨二爷例（百），家□支三千。酬劳吾弟（不定数），如何开发，须面谈。”洲田交税、孙子阮恩洪续弦、京师会银，加上阮承鸿、阮亨及其他从弟的支出，阮元急需六千以上的银两才能支持。在一封信中，他还提及朱士魁、曹永刚刚送银二百两，他会了一百六十两至京，为二房、三房月费，此时大房却来要秋季束修，阮元只得从自留的四十两中又付出二两，他不禁感叹：“如此怡志林泉，如何得怡？”有一次家仆刚刚南京领俸，大房即来要钱，所差之人坐门凳，让阮元觉得“这色花儿不好看得狠”，在信中，他抱怨说：“此俸非大事如祭祀、老人游洲不用也。或大房知俸到乎？然而不轻用，当共知也。林泉怡乎？不怡。”有趣的是，阮元此际的书作中常常钤盖“怡志林泉”一印，这与信札中所反映的真实状况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情急之下，他甚至还曾发出“逼死老命”之叹。[7]
清 阮元 行草书札 上海图书馆藏
信中所说的大房、二房、三房，指其子阮常生、阮福、阮祜析产之后自立门户，阮常生时已去世，阮福、阮祜在京户部、刑部当差，家用也由阮元负担。[8]很多时候他需要借钱会出，“谕者，顷于黄春谷家（大富）借得一千，以梅家桥田契押利分二厘内用五百，日升会京，限十二月初四日到京，二三两房作为月费分用，明知不敷，其余五百目前各事以要紧者支之。”“谕者，昨于前数日措银四百两，交五月十六日升会京，限六月十五日。今五月廿三日又交二百日升会，限七月初四，切实言四眼井阮七老爷收。”有时地方官员孝敬的钱，阮元也让他们直接会京，直隶清苑州新任藩台有开藩之喜，阮元书贺，对方称到任后寄二百两，“今思此银无从寄我，因思七小儿祜在京须银，生月月带去，此银可并生寄与祜儿，由年兄处带京外，收条一纸为凭。”为了避人耳目，在与儿子的信中，他还常常使用“三字经（三百两）”“毛诗（三百两）”“千字文（一千两）”等隐晦的字眼。儿孙捐官也是大笔开销。“祜之捐俸，昨京中字到，六月一千，七月六百，方不误事。”“算捐俸之一百，两次会六百矣，第二次七月初二可到，大约后之四百七月半准可到，虽尔有可后之言，然以早为妙。”因为阮恩海捐官家中缺钱，阮元甚至打算让家中女眷典当金镯凑钱，亏好家仆王连送到四百两救急：“恩海捐训导尚少一百金，不得已，我不得已，令其姊妹两付金镯凑，十一日晚王连到，说十二有四百来，故来媳镯救止矣。”阮福捐官一事也颇让阮元烦心，不仅事办不成，还可能被人诓骗银两，与阮祜书云：“前日我写字与江西温巽，[9]在内言既福听损友之言，不捐直隶牧，捐双月知府，云托吴文镕、费开绶办理，[10]此二人上捐则可，若少一百银，不能代垫一百也。然则是何缘故情形，此事已过，年兄必知，可即告我，如果未捐，而银子尚在，吴、费不能少福一文，我不能受福白拏去数千花费也。”捐一个知府需要数千两，阮家子孙捐官的人又多，阮元自然担心儿子上当，以至血本无归。在地方事务中，阮元也必须发挥乡贤的作用，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七月，英军犯江浙，扬州震动，阮元与常镇道张桐厢等人议防堵诸事，借商捐五万金为防堵费；[11]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六月，长江江水倒漾，沿江洲圩田庐漂没，仪征尤甚。此时官绅议赈，阮元亦捐金为之倡。[12]事实上捐出这些银两，阮元乃不得已而为之，如他在家书中曾提及，“饿至此，而都转说捐簿不能不写，写了五百千（合二百六十两），此亦须在二关内必要者。”限时捐出二百六十两，对于阮元来说并不轻松，但都转盐运使却不由分说。此外逢到科考之年，阮元还要出考费、公车费，“扬人考费无出，急望七月底一百三十来。仪征、通州考费，前日门斗来，已令恩海谕明火后家中贫甚，今年不送卷费矣。然来年公车费不可少也。”“谕吕（书办）知悉，本宅于嘉庆十几年上发心，每科捐银二百或一百帮助公车费，在京中扬州会馆分派，人所共知。后因家计艰难，又兼被火，力不从心，上科故止（乙未犹分）。今公车文昌宫戏本宅既已独办，至张花园团拜，吕办约估计银六七金，新科贵人无非清者，难以凑成相应，仍照本宅初心捐办，竟于年内交银六十两，与吕办删减省俭办理。若仍有租花园苏鼓等事，吕办秉公摊请各缙绅添足可也。”从嘉庆十余年起，阮元即为乡人入京会试捐公车费，一百到二百两不等，但自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家中失火之后他表示无力承担，但团拜花费仍要六十余两，故阮元要求吕书办节俭从事，至于其他的花费，则希望由当地缙绅分摊。
清 阮元 行草书札 上海图书馆藏
家族经济的重压之下，晚年的阮元对于自己也相当吝啬。阮元患湿，身体状况一向不佳，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万寿庆典，他以足疾软废，跬步须两人挟扶，不能入京推辞，他要求家人，“人问入京否，则浑延之。”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的家书中也谈道：“我来年应重赴鹿鸣，但我一步不能行，赴宴仅注多两三次，九叩首久不能矣。如有人问，皆答以不能跪起，不能受恩而不叩也。”过去他经常买虎骨、人参等补品，但此时“高丽参钉不买矣”“人参价八十两，要合丸药，且停，自己省到嘴上已极矣。”他甚至需要卖田还债，在一封信中，他做出以四千两银子卖田与赵万全的决定，在写给阮充的信中要求他人不得置喙：“今我得梅家桥、花园庄两处膏腴与之（赵万全），银价巧相合，四千……此是我的田，还我的债，外人如有半字狗屁，叫他事后来向我放，如此日在赵（购买人）、周（阮家账房）前放屁，我断不与之干休。”由于家业庞大，很多事情都会引起不同的意见，阮元对此烦不胜烦，因此敦嘱从弟谕知族人不准干涉。稿本中也有一些与文事相关。以阮元的政治与文化身份，各地丐文者纷纷。如他曾为刑部山西司兼湖光司郎中、道光癸卯举人捐输知府候选学寿先生作墓志铭，又为道光元年正一品荫生候补六部郎不仕阮鲁卿先生与侧室殷氏苏州彭氏作圹铭，后者还记录了“一尺四寸宽，长三尺”的尺寸，可能阮元也应请书丹。一些诗文、题跋也留下了草稿。如“雪景溪山赐杜琼”七律的手稿，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正月阮元往礼祀洲，宿长芦庵，下旬遇雪，他想到三十岁时得赐御题杜琼《溪山瑞雪轴》，作《芦庵雪诗》，称“六十年前圣人随手分赐，即定臣终身茶隐之局”。另有一件顾符祯《纵棹园图》，阮元不仅题写了引首，还作一跋：“乔侍读前辈《纵棹园图》，乃兴化顾符祯所画与渔洋题，今存宝应刘佩卿处。刘嘱题引首五字，得审此卷乃工细之笔，似于纵棹未称。道光廿五年秋，馆后学仪征阮元识。乔侍读号（名莱，号石林）”这些内容都未收入《揅经室集》。阮元晚年写扁、联极多，多为园亭、家具装饰之用。如与从弟书有“二扁写成寄上”云云，他为自家别业也写了两扁；“怡志林泉扁，正亭中上；竹林茶隐，西竹亭上。二扁已成，金蕙船来城，必令取去。”此外还有一联：“林泉阶上第一门对句……林泉怡志，芦稻明农。”他如“回风入座飘歌扇，冷露无声湿桂花。”“将勤补拙诚求未读之书，以俭养廉预立将来之品。”“虚己受人彼其之子异乎公族，实事求是夫惟大雅卓尔不群。（韩诗、汉书）”都是预写之作的草稿，而“烟江叠嶂晋卿画，月色柴门杜老诗”，又改为“烟江叠嶂家园近，月色柴门送客时（迟）。”可见其时的反复推敲。此外还有一些为牌坊、祠庙撰书对联的小稿，如“稽扬州千百人旌褒节孝总坊质贤圣以彰风化，逢大清万亿载恩列春秋祀典感天地而泣鬼神。（一尺、九尺，一丈三尺）”“梁显文通唐传巨孝，宋初沈藉功德祠庙。道光廿七年（一八四七）扬州予告大学士太傅阮元书。”“礼记曰期颐易卦之颐口自实期焉而已，左传云养福书范之福身其康养者以之。道光己酉（一八四九），颐性老人。”前者甚至注明了实际对联的尺寸。亲友生辰、去世，阮元也常送寿对、挽联，如“乐之老表弟六旬大寿，送寿对二付，愚表兄阮元拜手。”阮恩光收集的便条中有不少寿对的底稿，如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为亲家许乃普六十大寿所撰：“恩眷吉祥六旬仙室，科名鼎盛七世同居。□祝滇生大司马老师六旬荣寿，通家姻弟阮元拜祝。”为戴均元之妻九旬仙逝作挽联：“计当端坐西归日，正是加恩南下时。寄挽戴师母杨太夫人九旬仙逝，江南丙午科老门生阮元拜。”此外还有一些寿幛、挽幛，如“古稀节寿，太子太保予告大学士在籍食俸阮为甘泉节寿周束孺人立，道光廿年（一八四〇）七月朔旦。”“丸熊教孝，恭挽顾老太姻母、太恭人九旬寿逝，世姻侍生阮元顿首拜。”正文四字注“白绫幛，隶字”，后又将隶改为楷，落款则用楷书。这些都说明，阮元的这些手稿可能都是撰书匾联幛时对内容、字体甚至形式的构思。
清 阮元 行草书札 上海图书馆藏
阮元还指挥联扁镌刻之事。如他将焦循所题“阮公楼”与“湖光山色楼”合二为一，作七字匾额，“桥楼本欲题为阮公楼，用焦氏题也。又欲题为湖光山色楼，用万柳堂名也。既而思之，不如合二一之，为七字扁，两得之矣。”请人刻字，跟家人交代“刻楼字人十四日已到桥，字已交之，不过要代他搭脚手，刻成后桥镇如有漆匠，叫他用黑漆填字，大小字皆全黑。算并焦题及草堂旧楼而名之也。”“今写了字，叫刻字人带来，须在楼前用木头搭个脚手，以便他上去刻。糊而刻之。”阮元的这些联扁纸本都没有留存下来，很可能与当时刊刻时黏糊上板有关。对于书写用纸及其格式，阮元提出的一些要求也保留在手稿之中。如“中一行宽些，十二字，天地留半寸。左右一行写款，不必。”“至于图式，家中先有全形摹本，又千石砖本，何不刻于外？寄上尺寸，一览便得。”“白纸弟一二三页写此，或四页不够。诗大字隶体，双注楷书，末留自款。用此笺写帖，省打乌丝。”阮元不仅对于格式行款有要求，图式也要求参照家中的全形拓或其他砖拓本刻制。至于书写，他要求正文与双行注释分别用隶书与楷书，很可能与写刻本有关。另有一张便条，称“白纸生涩，写坏，另买绢纸写成”，可知阮元作字不喜欢生宣，而清代碑学以后最流行的书写材料正是生宣。顺便可以一提是的，这些便条中也有少量课子孙的内容，如“孔厚、恩光、恩来、恩高，廿四日课题。”“廿四日文诗题。”其上有阮恩光识语云：“是日课题为仕而优则学二句，诗题系桂馨一山得秋字。庚戌腊八恩光谨记。”学界普遍认为，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是提倡学习北朝碑刻的重要文献。阮元二论作于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七月，他声称二十年来留心南北碑石，根据所见七八十种魏碑，证以正史，认为正书、行草书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分为南北两派，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二派虽同出于锺繇、卫瓘，但其后南北不相通习，遂判若江河。南派初唐传人为虞世南，北派则是欧阳询、褚遂良。南派不显于隋，直到唐初太宗独善王羲之书，王氏一门始兼掩南北。然碑版书风自唐永徽以后直至开成，仍是北派余风。自赵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微。南北两派的差别在于篆隶遗法的有无。宋以后学者昧于书分南北，认为唐初书家尽属羲献，是错误认识，即以欧、褚奉敕所临《兰亭》而论，实皆从北派出。[13]《王右军兰亭诗序帖二跋》：“《兰亭帖》之所以佳者，欧本则与《化度寺碑》笔法相近，褚本则与褚书《圣教序》笔法相近，皆以大业北法为骨，江左南法为皮，刚柔得宜，健妍合度，故为致佳。”[14]《跋鲁公争座位帖》：“唐人书法多出于隋，隋代书法多出于北魏，北齐，不观魏、齐碑石，不知欧、褚所从来。自宋人《阁帖》盛行，世不知有北朝书法矣。即如鲁公书法，亦从欧、褚北派而来，非南朝二王派也。”[15]从这两则跋文，可知阮元的南北书派不仅包含楷书，也包含行书，他甚至不尽可观地认为欧阳询、褚遂良所书《兰亭序》比原本还要好，至于颜真卿也与欧、褚一脉相承，非二王一派。
乾嘉之际，阮元曾多次组建学幕，访求碑刻，编纂金石书籍，除了《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阮元还曾主持编辑《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并于嘉庆二年（一七九七）仿天一阁北宋拓本摹刻《石鼓文》，嘉庆十二年（一八〇七）两淮盐运使献西周重器《散氏盘》，阮元摹铸二只，置于扬州府学、文选楼。嗣后，又摹刻《秦泰山残字》《琅琊台残字》《华山庙碑四明本》及《吴天发神谶碑》。可见，阮元对于金石的兴趣并不止于拓片，他还重新制作或是摹刻，以复旧观。在此过程中，他也培养了对于金石书法的兴趣，并从中研讨笔法，尝有诗云：“吾愚未学繇与羲，唐陵宋阁多然疑。但曾手摹十石鼓，刻画史籀夸汧歧……古人笔法入石理，何尝楮墨差毫厘。”[16]二王一脉书法，因王著模棱之笔的摹写，不为阮元所信任，他转而向金石求古人笔法，这个笔法就是篆隶书。在阮元去世当年（一八四九）的夏天，他还命阮福向何绍基赎回五年前质押的《华山庙碑》四明本与泰山秦篆，[17]阮元的“泰华双碑馆”以此得名，他对于二碑也不能忘情，而这些拓本很可能是阮元习通篆隶的阶梯。不过，阮元的篆隶谈不上特别的成就，甚至不很擅长，其隶书常常请钱泳代笔。前文提到的挽幛，他原本打算写成隶书，后来又改成了楷书。在乾嘉众多的学者中，钱坫、孙星衍、洪亮吉、黄易、伊秉绶、陈鸿寿等人的篆隶书成就都远出其上。相比之下，阮元致仕之后的家书、便条因意不在书法，挥洒迅疾，匆匆不暇亦不计工拙，用笔趁势转侧，结字因时制宜，纯熟圆润中暗含方斩执拗，饶有意外之趣。且年高手硬，烂漫天真。自清初以来，一些书家的稿草与其正式“作品”常有较大的差距，[18]且这些稿草从未放大书写为“作品”，金农、赵之谦、阮元均属此列。阮元的大字多以隶书、楷书或行书对联、立轴为主，由于用于公开展示或是家居装饰，不免有矜庄之气。而他的稿草完全不假思索，可谓心画。他在评述《争坐位帖跋》时有这样一段话：“《争坐位稿》如镕金出治，随地流走，元气浑然，不复以姿媚为念。夫不复以姿媚为念者，其品乃高，所以此帖为行书之极致。试观北魏《张猛龙碑》后有行书数行，可识鲁公书法所由来矣。”[19]所谓《张猛龙碑》阴的“行书”，自是阮元的唯心之论，其与颜真卿行书之间的渊源关系更是无从论证，但阮元对《争座位帖》的评论却相当到位，而他的稿草正胎息于此。与颜行相比，阮元稿书还多有稚拙之趣，其中甚至能看到当代书家谢无量孩儿体的“渊源”，这自是他多年研索金石并留意北派碑版的结果。阮元虽然留下了一些正式的“作品”，与碑学的关系其实不大，人们也认为他“不以书名”，[20]但在他晚年无意于佳的家书中，我们不仅见得他的学养，也看到了金石资源给书法带来的各种可能性。对此进行细致的探讨和分析，对于理解碑学审美—而不是我们通常讨论的某碑某帖，某用笔某结字—对于书法的潜在影响或许不无裨益。由于阮元这批家书是在不同状态与情绪下书写的，也让我们不自觉地想起孙过庭《书谱》中谈论王羲之的一段话：“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孙过庭举了王羲之的六件书作，用以说明书法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同构关系。不过他只是通过书写内容进行的揣测，而不能对此作细致的论证，尤其是楷书，要真正进行形式上的论证更显困难。而阮元致仕之后的家书，少数内容较为轻松，大多事涉紧急，心情焦切，有一件甚至谈到“肝气大发，随手混写回书”。相比之下，一些拟写的诗词、对联、寿幛、药方、杂记，没有多少感情色彩，笔致也显得雍容、平和。内容与书写节奏、篇章与趣味的关系，阮元的这批家书手稿或许也是非常恰当的研究对象。[1]阮元为张廷济撰《眉寿图记》夹注：“元二三十年来，自署节性斋、节性老人，今年蒙恩赐颐性延年扁，改署颐性老人。”《国粹学报》己酉年第一册《画像》，参见王章涛.阮元年谱[M].合肥：黄山书社，2003:991-992.[2]两册家书中，有两封阮元浙江巡抚任上的信也混入其中。[3]阮元致仕时加恩晋太子太保，赏给半俸；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加恩晋赏太傅衔，则支食全俸。[4]阮元有一些祖田，致仕南归之后，得先人之田，圩而耕之。湖田也是其家族的收益之一，如给从弟的信中谈道：“湖庄十九年至廿年帐须日内截止结清，以便不与下年相连。而周公处五月帐亦待此结尾也。”“连日三爷送圩稻银二百来，已济急矣。惟望廿边有四五百来，便可矣。”[5]与阮祜书云：“昔年订拨户办洲四年，庚辛壬癸四年。”[6]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六月，安徽巡抚王植以阮元乡科中式一周甲，例应奏请重赴鹿鸣宴。上谕著加恩晋赏太傅衔，准其重赴鹿鸣筵宴，并在籍支食全俸。七月，阮元具折谢恩，奉朱批：“愿卿福寿日增，以待三赴鹿鸣之盛事也。”此时王植在写给扬州知府的信中，谈到“王言如铸，福寿所钟”云云。阮元家书中所说“福寿日增”“王言如铸”云云，即出于此。[7]与从弟书云：“现在京中卫利三百两，必要三百（月）初会京，七儿用费三个月未会，再难要逼死老命矣。”[8]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二月阮福入都户部当差，十月阮祜由刑部堂官派兼督催所事。[9]温巽即温训，广东长乐人，曾读书学海堂，为阮元所赏识。[10]吴文镕，仪征人，时任江西巡抚；费开绶，武进人，时任江西布政使。[11]在次年的家书中，阮元写道：“海不扬波，大约自今年起要不扬三年之波，所谓中国有圣人出焉，海不扬波也。所谓验风受吏也。此故典杳杳。前两年夷船越来潮越大，去年夏似助他顺水而不把他飓风，似有气数存乎其间。”[12]次年五月，江水倒漾，沿江洲圩田庐冲没，阮元亦捐金为之倡。[13]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G]//揅经室集：三集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四七七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53-357.[14]阮元.揅经室集：三集卷一[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57-358.[15] [19]阮元.揅经室集：三集卷一[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57.[16]阮元.揅经室集：四集诗卷八《题北湖摹碑图秦泰山残字、汉西岳华山碑、三国天发神谶碑，近代并毁，拓本皆可宝贵。予藏三碑纸本，摹石置之北湖墓祠塾中。偶检家臧王麓台山水小帧，遂属画友添画碑石及刻碑者于其坡陀之上，名之为摹碑图，以诗纪之》[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30-531.[17]何绍基.题四明华山本，为崇朴山作[G]//东洲草堂诗抄：卷二十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六〇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10.[18]参见薛龙春.王铎的观众[A].收入全国第十一届书法篆刻作品展览学术文集：下册[C].北京：书法出版社，2015.[20]于右任跋阮元《秋祭东园斋居诗四十韵》，上海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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