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王传超教授课题组联合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BMC Biology》上在线发表题为"Ancient genomes from the Tang Dynasty capital reveal the genetic legacy of trans-Eurasian communication at the eastern end of Silk Road"的研究论文。该研究通过对唐代长安城幸福林带遗址出土的人骨进行古基因组提取、测序和分析，首次从遗传学角度揭示了唐代长安城人群的遗传结构特征及其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关系。

       近期的古基因组研究揭示了在新疆地区，青铜时代人群是塔里木盆地本地小河文化人群与西亚草原牧民、中亚BMAC相关人群及古东北亚人群混合形成的，到铁器时代和历史时期又接受了来自中亚和东亚的基因流动。在直接连接中原与新疆的河西走廊西端，除了少量魏晋唐时期的个体显示出东西方混合特征外，其他历史时期个体都是黄河中游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群的直系后裔。历史文献也记载了突厥、鲜卑和粟特等非汉人群曾在唐代长安居住生活。那么，作为丝绸之路东端的长安，其人群构成是否也反映出这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遗传印记？西安（古长安）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北临渭河，南依秦岭。从周朝至唐朝的1300多年间，先后有13个封建王朝在此建都。特别是在唐代，长安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著名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对中国及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古基因组研究发现表明，长安周边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呈现出不同的遗传特征：北部陕北地区的石峁遗址人群、东部河南仰韶村龙山文化人群和西部的河西走廊东部地区。那么，这些人群在历史时期是否发生了变迁？唐代长安作为国际大都市，其人群构成是否反映出与西域等地区的文化交流？目前的古基因组学研究已经证明黄河中游农业人群的扩散对中国多个地区的人群构成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心的关中平原，特别是长安地区的人群遗传构成如何，是否也受到黄河中游农业人群扩散的影响，目前仍缺乏系统研究。

       研究团队成功获得7个来自唐代长安城幸福林带遗址的古人基因组数据。研究发现，其中4个个体与黄河中游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群（如瓦店、平粮台和郝家台遗址）有着遗传学上的同源性，未发现来自西亚或其他非黄河流域人群的遗传影响。而另外3个个体则显示出黄河中游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群与西方欧亚人群混合的遗传特征，其中西方欧亚人群的遗传贡献比例在3%-15%之间。唐代长安城主体人群延续了黄河中游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群的遗传特征，表明该地区可能经历了从新石器时代到历史时期的人群更替。同时也检测到了少量的西方欧亚人群遗传影响，这些混合事件的发生时间最晚可追溯到隋唐时期，与历史文献记载的突厥、鲜卑、粟特等非汉人群在长安活动的情况相吻合。此外，研究还发现这些遗传特征影响着现今陕西人群的基因构成：陕西北部和中部汉族人群带有少量（约2-5%）西方欧亚人群遗传成分，而秦岭山脉作为天然地理屏障阻隔了基因流动，导致陕南地区汉族人群则显示出更多南方人群的遗传特征。

       该研究首次从基因组学角度证实了唐代长安作为丝绸之路东端的人群交流特征，为理解古代中国与西域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遗传学依据。这一发现对于研究古代丝绸之路沿线人群迁徙、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BMC Biology》为中科院和JCR双一区期刊，五年影响因子5.4。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博士生吕明磊、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马昊和王睿为论文共同第一作者，复旦大学王传超教授、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周亚威教授和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王睿为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研究得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资助。